余華英及辯護人“請求從輕處罰”法院終審維持死刑判決
12月19日，余華英拐賣兒童案重審二審在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法院當庭裁定駁回余華英上訴，維持一審死刑判決，死刑裁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1月6日，極目新聞記者從楊妞花處得知，楊妞花已收到余華英案的貴州終審裁決書。
12月19日，楊妞花參與余華英案終審庭審
極目新聞記者獲取的裁決書顯示，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出余華英及其辯護人所提“量刑過重，請求從輕處罰”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并用四個“極”字形容余華英：“主觀惡性極深，犯罪后果極其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系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應當適用死刑。”
判決書寫道：關于上訴人余華英的辯護人所提“縱觀全案證據，本案屬于犯罪事實基本清楚，證據基本充分，無法達到判處死刑案件所要求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的辯護意見。
經查，本案確實存在部分犯罪事實缺乏客觀物證、報案材料、現場指認等證據，亦有部分收買人已經死亡等事實，但綜合本案案發時間比較久遠，從第一樁犯罪已經過去30年，到最后一樁也過去了20余年，犯罪現場已經完全改變或者改變較大無法辨認，部分報案材料等書證缺失，部分介紹人年事已高或者身患疾病無法表達等，還有部分被害人不愿意配合調查等客觀實際，能夠作出合理解釋，符合客觀規律。且在案證據有被拐賣兒童的生父生母的陳述，被拐賣兒童養父養母的證言，介紹人王某付的證言，同案犯王加文的供述，十六名被拐兒童與親生父母的DNA 鑒定意見，被拐兒童楊妞花等辨認出余華英，收買人、被拐兒童的親屬等亦能辨認出余華英。余華英對拐賣十七名兒童供認不諱，其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在案證據已經形成完整證據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故該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上訴人余華英所提“是龔顯良提出拐騙兒童到河北邯鄲，所得贓款全部由龔顯良掌管和支配：沒有參與王加文拐孩子的行為；沒有對被拐賣的兒童實施毆打、虐待行為”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所提“上訴人余華英在共同犯罪中直接實施的拐騙、運送出賣行為與其他共犯的犯罪行為密不可分，除了龔顯良、王加文，其他介紹人、收買人、撫養人等的作用不容忽視；龔顯良參與了15名兒童的拐賣行為，其主犯責任無法追究，但不能隨之死亡而消失，王某付參與了16名兒童的介紹收買行為，不能因為年事已高而忽略”的辯護意見。
經查，余華英獲利后，二人與龔顯良無論是誰先提出拐賣兒童都是一拍即合，共同商議實施犯罪。在具體行為上，二人共同選擇作案地點，先是租房熟悉環境，后選擇作案對象，由龔顯良或者余華英通過買糖果、冰棒等物品誘騙兒童，之后二人將被拐兒童帶到河北省邯鄲市販賣，根據被害人陳述、介紹人及收買人的證言，均是余華英與買家商量價格并完成交易。余華英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行為積極主動，起到主要作用，是主犯，二人都應對全部犯罪承擔責任。余華英雖然沒有參與王加文拐賣十七名兒童，并將十六名兒童以3000元至12500元不等的價格通過王某付、楊某蘭等人介紹賣到河北省邯鄲市。其行為已構成拐賣兒童罪。
法院認為，上訴人余華英伙同龔顯良預謀拐賣兒童獲利，通過精心準備：租賃房屋，熟悉環境，購買糖果、冰棒等手段接近被拐兒童，取得被拐兒童信任后實施犯罪，其針對的是不特定的被害人，人身危險性及社會危害性極大。余華英拐賣了十七名兒童，把兒童當作商品任意買賣，嚴重侵犯被拐兒童的人格尊嚴和人身自由。同時給被拐兒童家庭造成嚴重傷害，致使親情離斷，難以彌補，被拐兒童父母為尋找被拐兒童花費大量時間、金錢，輾轉全國各地，有的父母為此身患疾病，甚至郁郁而終。余華英還在五起犯罪中同時拐賣了同一個家庭的兩名兒童，2004年就因拐賣另外兩名兒童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其主觀惡性極深，犯罪后果極其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系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應當適用死刑，故上訴人余華英及其辯護人所提“量刑過重，請求從輕處罰”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民事部分判賠合理，審判程序合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裁定為終審裁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的規定，對上訴人余華英的死刑裁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三年了，這件事終于可以塵埃落定，以后我們姐妹倆不僅要好好地生活，而且還要活得漂漂亮亮的，妹妹這幾年辛苦了”，得知此消息，姐姐楊桑英表示。極目新聞記者從楊妞花及其代理律師處獲悉，余華英已申請法律援助。楊妞花表示，后續會跟代理律師繼續跟進案件進展，提交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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