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棄罪刑法的解讀
近年來，隨著扶養行為逐步走向社會化，非家庭成員間的遺棄現象明顯增多，遺棄罪的適用范圍往往不再局限于具有扶養義務的親屬之間，遺棄罪的本質也不僅僅是對扶養義務之違反，更多的是對生命之法益的威脅，這就導致了理論界對“扶養義務” 的解釋出現了不同的觀點。如何通過法律的約束使被遺棄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更好的保護？筆者認為，應依法重新理解和定位我國遺棄罪的主體范圍，不斷適應司法實踐需要。本文中，筆者將結合司法實踐中的相關案例，從遺棄罪的概念及其保護法益、犯罪要件的構成、罪行認定與處罰以及相關案件的反思等方面對其進行研究。
一、遺棄罪的概念與法益
（一）概念
遺棄罪 ，是指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情節惡劣的行為。遺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不作為，本罪只能由不作為 的行為方式構成。
（二）遺棄罪保護法益的歷史變化
隨著相關法律的修訂和完善，遺棄罪所保護的法益也在不斷變化，且一直是理論界關注的熱點。
1950年7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第134條對遺棄罪作了如下規定：“對于有養育或特別照顧義務而無自救力之人，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遺棄之者，處3年以下監禁。犯前項之罪致人于死者，處4年以上15年以下監禁。”在此，遺棄罪被規定在第十章侵害生命健康與自由人格罪中，而且遺棄罪的義務包括特別照顧義務，并不限于家庭成員之間的遺棄。
但是，在1979年刑法典中，遺棄罪被規定在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當中，這說明該罪的犯罪客體是刑法保護的婚姻家庭關系 。舊刑法中的傳統觀點 認為，本罪的法益是“被害人在家庭中受扶養的權利”、“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權利”、“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扶養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而要求行為主體與被害人屬于同一家庭成員，并且是按照親屬法的規定來定義行為主體與“扶養義務”的。
1997年修訂刑法時，立法者取消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的設置，將其中的6個罪名全部納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結果無價值論認為，遺棄罪的保護法益明顯不是家庭成員間的倫常關系，而應是人的生命、身體安全，或者說應該將“拒不扶養”解釋為使被害人的生命、身體產生危險的犯罪。 顯然，并非只有家庭成員之間的遺棄行為才能產生對被害人生命、身體的危險。這樣，對本罪的行為對象就應當作擴大解釋。筆者支持將遺棄罪作為使生命、身體處于危險狀態的犯罪來定義。
二、遺棄罪的犯罪構成
遺棄罪構成要件的內容為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根據對這一內容的理解，我們可以把遺棄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歸納為四點：
（一）客體要件
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認為，在古代宗法社會，遺棄罪一般僅限于親屬之間，或者說僅限于家庭之間，遺棄罪的罪質便是義務的違反 ，但是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一些社會因素發生變化，必要的危險行為越來越多，很容易使一些人處于無自救力、需要扶助的狀態，因此遺棄罪的客體范圍應該不斷擴大。
（二）客觀要件
客觀方面表現為對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應當扶養而拒不扶養，情節惡劣的行為。其中年老、年幼，并無清晰的年齡界限，患病的種類與程度也沒有固定的標準，都需要聯系“沒有獨立生活能力”來進行理解和認定。
1、行為人必須負有扶養義務
行為人必須負有扶養義務，這是構成本罪的前提條件。扶養，實際上是指扶助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使其能夠像正常人一樣生存下去。因此，除了提供生存所必須的條件外，在其生命、身體處于危險狀態下，必須給予救助，更不能將其置于危險境地。我國學者蘇彩霞在《遺棄罪之新詮釋》 一文中將行為人的扶養義務歸納為以下四類：（一）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即婚姻法上規定的夫妻、父母子女之間的相互撫養義務；（二）職務或業務要求履行的作為義務；（三）法律行為導致的作為義務；（四）先行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
2、行為人能夠負擔卻拒絕扶養
能夠負擔，是指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并有能夠滿足本人及子女、老人的最低生活標準（當時當地的標準）外有多余的情況。筆者認為，根據當然解釋 （舉輕以明重）的原理，將他人生命、身體置于危險境地，或者不救助他人生命、身體的行為也應屬于“拒絕扶養”的遺棄行為。
這些行為的實質是使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不能得到扶養。“拒絕扶養” 從客觀方面揭示了本罪表現為不作為的犯罪行為方式，即消極地不履行所負有的扶養義務。
3、遺棄行為的情節惡劣程度
遺棄行為必須達到情節惡劣程度的，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情節是否惡劣是區分遺棄罪與非罪 的一個重要界限。例如，多次遺棄被害人的，遺棄行為對被害人生命產生現實的緊迫危險，甚至致人傷亡的，孤兒院、福利院管理人員將多名孤兒、患者等送往外地的 ，應認定為情節惡劣。
（三）主體要件
行為主體為特殊主體，必須是對被遺棄者負有扶養義務而且具有扶養能力的人。此義務來源不限于親屬法的規定，而應該按照刑法總論中所討論的作為義務 來源予以確定。例如，孤兒院、養老院、精神病院、醫院的管理人員，對所收留的孤兒、老人、精神病人、患者具有扶養義務；將他人的未成年子女帶往外地乞討的人，對該未成年人具有扶養義務；先前行為使他人生命、身體處于危險狀態的人，具有扶養義務；在長期生活中互相形成的道義上的撫養關系，如老保姆不計較待遇，多年幫助雇主撫育子女、操持家務等，雇用一方言明養其晚年，對于這種贍養扶助關系，應予以確認和保護。
（四）主觀要件
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明知自己應履行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拒絕扶養的動機是各種各樣的，如有的把老人視為累贅而遺棄；有的借口已離婚對所生子女不予撫養；有的為創造再婚條件遺棄兒童；有的為了逼迫對方離婚而遺棄妻子或者丈夫等。總之，無論是出于個人主義極端自私自利思想，還是其他卑鄙動機，都要求是故意為之。
三、罪行認定與處罰
（一）本罪與非罪的區別
區分本罪與非罪的界限，要看以下四點：一是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有無扶養義務；二是被害人是否屬于沒有獨立生活能力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人；三是行為人拒絕扶養是系于故意，過失，還是自己沒有履行義務的能力，只有有扶養能力而故意拒絕扶養的才構成犯罪；四是遺棄行為情節是否惡劣的，只有情節惡劣的才構成犯罪。為更好地闡釋本罪與非罪的區別，筆者從“南京餓死女童案”看遺棄罪與虐待罪、故意殺人罪的區別。
在2013年6月21日發生的“南京餓死女童案”中，兩名幼童被發現餓死家中，其中一個3歲、一個1歲。而她們的父親李某正因吸毒服刑，母親樂某也有吸毒史，事發時下落不明。公訴機關以樂燕涉嫌故意殺人罪向法庭公訴，最終法庭也認定被告人樂燕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就此案的定性，一些人持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應構成遺棄罪，或虐待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關于被告人樂燕行為的定性問題。合議庭經評議后認為，被告人樂燕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
首先，就本案而言，樂燕在主觀上明知兩年幼的被害人完全沒有自理能力，離家長達一個多月，在外沉溺于吸食毒品、打游戲機和上網，這種應當作為而不作為的過錯行為導致兩被害人的死亡后果發生。樂燕在主觀上對兩被害人的死亡后果所持的是一種間接故意態度，客觀上也造成了兩被害人死亡后果發生，其行為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
其次，遺棄罪的主觀方面一般是扶養義務人企圖通過遺棄無獨立生活能力的人，達到逃避或者向他人轉嫁本應由自己承擔的扶養義務的目的，客觀方面一般是將被害人遺棄于能夠獲得救助的場所，比如，將一個無生活能力的幼兒，扔在社會福利院門口，幼兒有可能被人施救。本案被告人樂燕，將兩名年幼孩子放在家里，并且將門、窗封死，實際上排除了幼兒自救和別人實施救助的行為。從這一點來看，樂燕的行為不應定為遺棄罪。
再次，本案被告人樂燕也不宜定虐待罪。虐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經常以打罵、凍餓、禁閉、有病不給治療或者強迫從事過度勞動等各種手段，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迫害，情節惡劣的行為。樂燕的行為在主觀上沒有虐待孩子的故意。
此外，虐待、遺棄均有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被告人對這種死亡后果主觀上都應是過失，而不是故意。因此，本案樂燕的行為更符合間接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定故意殺人罪更為準確。
最終，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被告人樂燕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二）遺棄罪的處罰規定
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規定，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情節惡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不少國家的刑法規定了遺棄罪的結果加重犯，即遺棄致人傷害或者死亡的情形應承擔的法律后果，但我國刑法對此沒有規定。筆者認為，遺棄行為過失致人重傷或死亡的，遺棄罪與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形成狹義的包括一罪，應從一重處罰。
四、從兩則典型案例反思我國社會救助機制
（一）沐陽女孩被遺棄案
1、案情回顧
出生于2001年9月14日的江蘇省沭陽縣一女孩葛悅(化名)，是葛某、王某夫婦的第一個孩子。2003年8月2日，葛某、王某夫婦在蘇州打工期間，葛悅在蘇州市木瀆鎮發生交通事故，被大貨車撞成重傷，生殖器官、右腿全部被切除，生活不能自理。手術治愈后，以打工謀生的葛某、王某夫婦以家庭經濟條件很差為由，拒不履行撫養義務，并拒絕將葛悅領回撫養。2004年7月12日，葛悅被送到蘇州市兒童福利院代為撫養。因為葛悅的戶籍在沭陽縣，2009年2月5日，葛悅又被蘇州市兒童福利院送至沭陽縣社會福利院代為撫養。其間，沭陽縣民政局、福利院多次找到葛某、王某夫婦，希望他們能將葛悅領回家，但是葛某和王某表示無力撫養，拒不接回葛悅。2010年2月28日，沭陽縣湯澗鎮民政工作人員向公安機關報案。因葛某一直在外打工，直到2011年1月25日，公安機關才在他家中將其抓獲歸案。王某則于同年3月9日主動到公安局投案自首。2011年3月21日，沭陽縣公安局以葛某、王某涉嫌遺棄罪移送沭陽縣檢察院。同年3月25日，該院向沭陽縣法院提起公訴。葛悅的父母葛某、王某日前被沭陽縣法院以遺棄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和有期徒刑九個月，緩刑一年。該案件經由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欄目報道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2、案件分析及反思
葛某、王某夫婦以自己沒有錢養活女兒為借口，拒絕撫養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女兒葛悅，其行為構成了遺棄罪，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的規定，依法追究了葛某、王某夫婦的刑事責任。但同時這起案件在客觀上也暴露出我國救助機制不完善的現狀，值得反思。葛某、王某夫婦是家庭中主要的勞動力，需要出門打工養活家庭(他們還有兩個孩子和一個患病的父親)，而葛悅高位截肢，終身需要人照顧，一個貧困的家庭確實難以承受這樣的壓力。但如果社會救助機構更加完善的話，也許這樣的遺棄悲劇就不會重演。
因此，筆者認為，在擴大遺棄罪適用范圍，增強公民道德意識的同時，應加緊完善對被遺棄者的救助機制，幫助情節輕微且扶養能力有限的行為人更好地履行扶養義務。同時，民政部門也應加大對被遺棄群體的關注力度，拓寬幫扶渠道和方法，使被遺棄者盡快脫離身體、健康所處的危險境地，獲得平等的權利和保護。
（二）八十五歲老母摔倒兒子家門外因呼救不理而死亡案
1、案情回顧
2014年12月26日，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報道，重慶市萬州區解昌英老人，因子女拒絕贍養，身體饑餓體力不支摔倒在兩個兒子的家門外，導致體內出血，兩兒子聽見老母大聲呼救，而置之不理，最終85歲的解昌英因體內出血達20%，休克死亡。
解昌英，有四兒三女，由四個兒子按月輪流贍養。2014年1月1日，解昌英老人四兒子贍養日子到期，吃過早飯后，四兒子將解昌英送到大兒子處，大兒子明知解昌英被送到自己家，卻外出辦事將大門緊鎖。老人等了兩個小時后，又返回四兒子處，四兒子卻以輪值贍養已到期拒絕解昌英繼續居住。老人無奈離開四兒子家，輾轉來到二兒子和三兒子家門外。夜深時，解昌英在門外大聲呼救，兩個兒子雖然都聽到了老母親的呼救聲，兩人都認為不該自己輪班，所以都沒有允許老母親進屋。第二天早上警察檢測當地白天溫度僅為1.9度，是當地一年最冷的時候。2014年1月2日，早上7點，二兒子送孩子上學，出門發現老母親躺在地上，發現母親口鼻處有血，可二兒子并沒有在意，而是將老人扶在門外的石凳上，繼續送孩子上學，回來時發現老人已經死亡。經法醫鑒定，解昌英的死因是摔跌導致創傷性休克死亡，警察現場勘查發現二兒子和三兒子門口的路邊的竹竿上有血跡，是老人在前往二兒子和三兒子家的路上摔倒，爬起后繼續往前走，順手扶了路邊的竹竿。解昌英內出血達20%，對于85歲的老人而言，這個量足以致命。
重慶市萬州區人民法院最后以遺棄罪，判決四個兒子一年半至兩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案件分析及反思
在此案中，被贍養人解昌英有多名贍養人，贍養人也有能力履行贍養義務，然而由于解昌英屬于85歲以上高齡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贍養人之間關系不和等多種因素，導致贍養人相互推脫，由輪流贍養變為無人贍養，最后導致解昌英遭遺棄。老人發生意外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最終導致悲劇發生。
雖然贍養人遺棄被贍養人性質惡劣，并導致被贍養人死亡，社會危害性較大，但法院僅以遺棄罪對贍養人定罪，最重的也僅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引起社會一片嘩然。
《孝經》有言：“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是天經地義之事，贍養老人更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我國養老以居家養老為主，家庭和諧是社會文明的基石。中國傳統道德觀念淡漠與缺失，是贍養糾紛發生的根本原因。
五、針對被遺棄者遭遺棄案件的司法建議
生命權是憲法規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眾多被遺棄者的悲慘經歷，足以引起我們的反思。我國刑法中關于遺棄罪的規定還有待細化，筆者認為實踐中應做到以下三點，幫助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得到有效的扶養。
（一）出臺司法解釋細化遺棄行為情節惡劣的規定
被遺棄者遭遺棄致死案件，大多情節較為惡劣，社會影響極壞，嚴重沖擊對我國傳統道德，目前我國法律對被遺棄者遭遺棄致死案件，定罪量刑不夠明確。從以上幾個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即使法官認為遺棄行為情節惡劣，依法也只能對遺棄者判處較輕的處罰，不能有效的起到打擊犯罪，保護被遺棄者，進而拯救社會道德淪喪的作用。
（二）審理此類案件時應準掌握罪刑相適應的法律原則
《刑法》第5條，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就是我國刑法罪刑相適應的法律原則。審判機關在審理被遺棄者遭遺棄致死案件時，應根據犯罪情節、損害后果、社會影響等因素準確定罪量刑，不能對所有類似案件，均認定為遺棄罪。而應具體案件具體分析犯罪構成，準確適用法律，判處與所犯罪行相適應的刑罰。
（三）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監督法律準確實施作用
在偵查機關將案件移送時檢察機關，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審查此類案件，在提起訴訟時，應準確適用罪名，為審判機關提供正確的定罪量刑標準。在發現審判機關判決的此類案件，適用罪名或者判處的刑罰錯誤時，要及時提出抗訴，糾正審判機關的錯誤判決，真正起到監督法律正確實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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